中国人的民生：谁来给你养老？

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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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中国人的民生》

　　作 者：高连奎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连奎，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平衡经济学原理”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提出者，《出版商务周报》“中国年度风云图书”奖得主。现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主管，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专家顾问，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 同时是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信报》、香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周刊》、《证券日报》、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等几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或长期撰稿人。已经出版著作：《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世界如此危机》、《中国大时局2014》等。

　　内容简介：

　　从阶层和财富的全新视角，观察中国民生，以独到观点深入解析工资、住房、税收、通胀、养老金、福利、保险、生存等中国十大问题。关注普通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揭示经济问题背后最本质的原因。作者借鉴西欧国家发展模型，勾画了一幅财富分配更加均衡、民众休闲时光更多的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蓝图，探寻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可行良方。

　　书摘正文

　　第一章

　　工 资

　　对于贫富分化来说，提高最低工资是比任何手段都好的方法。

　　各阶层工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知识技能的差异，也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更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而是企业管理人员与基础员工的收入差距。其他差异最多只能造成三到五倍的收入差距，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而企业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则是数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差距。

　　比如，金融和IT是典型的高薪职业，其工资也并非高得离谱。这两个行业中的金融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比较大，工资不是很稳定。而IT业工资相对比较稳定。我们看2012年媒体报道的一些IT行业的工资，华为平均工资为9608元/月，中兴通讯平均工资为8049元/月，联想平均工资为8441元/月，用友软件平均工资为6744元/月，金蝶软件平均工资为6491元/月。软件工程师平均工资为12746元/月，项目经理平均工资为10292元/月。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IT业年平均工资为6659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金融业8077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731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从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行业的差距其实不大。

　　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有国企的高工资，其实很多国企都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其工资水平早就随行就市，很多经营不佳的地方国企的工资水平可能还不如私营企业。而大家平时说的国企高工资，主要是指央企，特别是自然垄断型的央企。网易财经曾经对117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共261家企业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发现2011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为102965元，是同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的2.4倍，是城镇私营单位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的4.2倍，总体上也没有超过5倍。

　　央企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在央企内部不同的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高达260035元，最富有的员工为招商银行员工。招商银行2011年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为447357元，不仅位居银行业第一，在央企所涉及的行业中也独占鳌头。2011年各个省电力公司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在100000元左右。从这些数据看，央企确实工资较高，但也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

　　大家反映比较多的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其实这种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因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不同，农村居民收入虽然低，但消费水平更低；而城市居民虽然工资高，但是生活压力更大。

　　总之，以上人们常说的这些差距，都不是主要的。笔者认为，真正拉开中国工资差距的还是管理人员和基础员工的工资差距。这种差距，将是数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的差距，这才是真正的贫富差距的原因。中国高管工资最高的当属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一度高达6600万元，而大家熟悉的王石、任志强等人每年的工资与股权收入也将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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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绝大多数公司内部，经理人的工资一般是员工的2倍，总监的工资基本上是员工的3至5倍，而总经理的工资一般是基层员工的10倍以上。那些大型公司的高管，特别是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其工资更是基层员工的几十倍、几百倍，这种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在中国，那些最讲究生活品位，消费能力最旺盛，开豪车、住别墅的人，不只是企业老板，很多都是公司的管理层。
　　笔者所说的企业高管与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最大因素。用美国的案例进行反证，在美国没有大家所批判的央企，没有城乡二元结构，但美国仍然是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根据美国的调查，处于金字塔尖1%的人在过去10年间收入增长了18%，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
　　根据研究，美国平均家庭收入在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下降了7%。从1970年至现在，工作男性的实际收入下降了26%。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从美国的数据就可以看出，高管工资与基层人员工资的挤出效应。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美国底层人民的工资却是在下降。
　　再说到中国，即使完全实现了城镇化，中国照样是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因为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因素是笔者所说的企业内部贫富差距，在这方面，中国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而关于管理层的工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市场因素，不应该干预。可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是管理层与基层员工的工资差距，如果管理层的收入是市场因素，不应该干预的话，那还强调贫富差距有什么意义呢！
　　限定最低工资标准可缩小各阶层工资高差距？
　　一个企业用于工资的总成本是固定的，如果管理层拿走的越多，基层员工得到的就必然越少，这也是管理层与基层员工收入高差距的由来。
　　那管理层的收入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为何与基层人员拉得那么大呢？这要从现代公司的管理结构说起。
　　在发达国家，工资水平最高的是这样一类公司，这类公司基本上属于纯公众公司，可以看做是“无主”公司：股份非常分散，单一股东的股权占比非常少，对公司没有任何影响力。在这类公司里面，基本上是经理人说了算，经理人便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制订奇高的薪资方案，而且即使经营不善也不必为之负责。
　　这类公司的出现主要是家族传承的原因，任何公司在早期都是有大股东的。但是企业经过几代的传承，到后来，创始家族在企业中占比越来越少，企业基本上就变成了公众公司，其实就是任由经理人宰割的公司。
　　这类公司带坏了其他的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又带坏了非上市的公司，美国公司又带坏了中国公司。因为人才是流动的，只要有一类公司给高管开出高薪，其他公司的高管就会向此看齐，结果高管高薪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而高管的高薪必然也会导致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的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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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小看公司企业内部的贫富差距，企业内部贫富差距过大，也会影响企业的成长。根据笔者的观察，企业内部的贫富差距往往会造成三大结果：
　　首先是基层人员消极怠工。企业的大部分事情几乎都由基层人员来完成，基层人员要面对客户、面对市场、面对产品生产，他们是直接创造产值的。但如果这些人得到的收入与他们的付出不匹配，他们就会感觉“不值”，结果就是消极怠工。服务人员不认真接待客户，导致客户抱怨，甚至流失客户；生产人员不认真生产，导致次品很多，不合格品率大幅提高，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些真正做大做强的企业都是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是以“员工”为本的企业，中国的宗庆后、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也信奉这样的原则。
　　其次，在企业中，经理级别的基层管理人员，往往与基层员工工资水平差距并不大，而总监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其薪资水平则与基层员工差距极大，这些人的工资是与经理人看齐的。但总监级别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付出远没有这么多，这些人不用像基层人员那样直接参与劳动，也不用像职业经理人那样考虑业绩与战略问题，这些人的工资是高于其劳动成果的，因此这一层级的人往往为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工资不敢做任何尝试。
　　第三，顶层管理人员，即职业经理人、总经理级别的人，这些人的特点是过度冒险，但往往效果不佳。因为这些人如果是内部提拔的还比较好，而如果是外部空降的，这些人一般都有极大的业绩压力，其快速提升公司业绩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出改变，而很多改变其实类似于赌博，因此这些人往往最具冒险精神，但这些冒险却往往毁掉了企业。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高管高薪的问题，也早就被注意到了，美国企业高管的收入水平平均为普通员工的344倍。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也出台过限薪的法案，但精明的金融界高层总能钻到政策的漏洞，最终导致了经理人持股的频繁出现。因为薪资虽然被限制住了，但是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则没有限制，这导致了经理人持股的大量出现。而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英国等国家也出台了限制高管薪资的方案，但大多是针对那些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成效并不大。
　　那是不是就对高管薪资没有办法了呢？其实，根本上不是要限定最高工资，而是要制订最低工资法。因为企业利润用于工资的总量是固定的，只要提高基层员工的工资，那高管的工资就自然会降下来了。
　　而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反对制订最低工资法的声音，比如有学者认为，这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工资水平总体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具体说是由整个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任何一个国家对最低工资的限制都是比平均工资低很多的，根本就不可能高于由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最低工资的出台其作用只能是缩小贫富差距，而非提高整体水平，只要对最低工资限制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那对整个社会的整体工资水平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美国即使没有最低工资，其最低工资也不可能跟中国一样；中国即使没有最低工资，中国人的工资水平也不可能跟越南、柬埔寨一样。最低工资限制对一个国家的工资总水平是没有影响的。我们即使取消了最低工资限制，也保护不了多少企业家。
　　而由于企业利润用于工资的比重是一定的，国家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企业自然就会将用于高管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基层员工工资，这是目前可行的唯一办法。当然，最低工资也不是随意制订的，而是按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制订，比如社会平均工资为5000元，那最低工资可以制订为3500元，这样就可以避免薪资差距的拉大。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的总体用工成本取决于平均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当然最低工资可能会对极少的一部分企业有影响，但是这些企业本身就是被淘汰的对象。中国工资水平基本上是五年就会翻一番，这个大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有人担心，限制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现象。这更是危言耸听，因为这只会对一小部分以最低工资吸纳就业人员的企业有影响，这部分企业的用工数量本身就非常有限，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率靠的是经济的发展，而非工资限制。降低失业率还必须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上入手，也就是不断地将中国经济的总量做大。在西方国家每年只有经济增长预测，而没有经济增长目标，所以他们很难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政府从来不预测经济增长率，而只是制订经济目标，然后想办法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失业率匡算出一个能够解决失业问题的经济增长目标，然后全社会围绕这个目标奋斗，失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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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住 房
　　经济危机往往是由于供给过剩造成的，
　　而社会危机往往是因为供给不足造成的。
　　是货币推高了房价，还是房价推高了货币？
　　地产商任志强经常宣扬的一个结论就是“房价翻了5倍，中国的M2（广义货币）也翻了5倍”，相当于房子没有涨价，其实任志强说的完全是错误的。真实情况并非是货币增长和通胀推高了房价，而是房价推高了通胀和货币增长。任志强是倒果为因。
　　我们先要知道两个概念，一个是广义货币，一个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才是印刷出来的货币，而广义货币只是一个记账数字，与钞票的印刷关系不大。任志强所引用的M2数据，这个数据也是我们的媒体所广泛引用的，其实是广义货币数据，与钞票的多少没有关系。
　　银行放贷后，企业借到的钱并不马上使用，也不放在保险柜里，而是马上又存到了银行。这样银行就增加了一笔存款，也就是派生存款，于是银行放出贷款一次，存款也增加一次，贷款在记账上，不仅不会造成存款的减少，反而会造成存款的增加，中国央行公布的存款余额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贷款派生出来的。这就是广义货币增长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货币的循环利用。
　　其实这种循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广义货币与基础货币的比例，称为货币乘数，从理论上银行有永远用不完的钱，货币乘数可以无限大，事实上也这样。但货币乘数无限大，金融风险也就无限大，如果最原始的存款被抽回，所有的循环链条就崩溃了。因此现在各国都设有存款准备金，不允许将所有的钱都贷出去，必须保留一部分，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决定货币乘数的大小。
　　次贷危机后，虽然美国、欧洲等国家较着劲开动印钞机，但为什么世界流动性反而突然消失了？关键在于房地产价格涨跌对信用存在着扩张收缩效应。伴随着美国房价的下跌，美国的货币乘数也急剧下降了，原先美国的货币乘数一直维持在9左右，而到2008年11月份时已下降至5左右。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相反，美国是房价下跌导致了货币乘数下降，而中国则是房价上涨导致了货币乘数的上升。企业贷款是常规，中国的新增贷款主要是住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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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地产商推动广义货币M2增长，买房也是创造广义货币M2的一个重要过程。例如，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贷款二百万，就是创造了两百万的广义货币M2，二线城市每个买房家庭大概创造五十万的M2，三线城市大概创造二三十万的M2。大家可以想想，每个家庭都以几十万的数量级来创造广义货币，那广义货币能不增加吗？
　　广义货币的多少主要是货币乘数决定，基础货币产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中国广义货币的暴增，这里面不全是地产商的原因，住房市场化本身就是个货币化的过程，只要是市场化供应就很难买得起。因为大家都是在城市买房，城市的地都比较贵，因此买房所付出的资本远高于建筑材料的成本。其实东京、瑞士、纽约、伦敦的房价也高的不行，关键是市场化，而不是政府的原因。
　　任志强强调M2与房价的关系，这是颠倒的，其实是房价推高了广义货币。
　　另外通胀也不是房价上升的原因，而是房价推高了通胀。中国每年的通胀超过5%的时候很少，中国的绝大部分产品都几乎不涨价，或是一直在降价。例如，中国消费量最大的电器、汽车、消费电子商品都一直在降价，或是几乎不怎么涨价。如果真是货币的因素，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应该翻了五倍，但是并没有。如果说消费电子产品的降价是因为技术革命的话，那汽车价格的平稳则不是，从汽车的价格就能判定中国的通胀。
　　其实中国的通胀来自三个基础因素：一是粮食，二是住房，三是大宗商品进口。与大宗商品进口有关的通胀，基本上都被企业的技术改进消化掉了；而与粮食有关的通胀，是国家有节奏地控制的，基本上变化非常小，短期波动大，但长期波动小。中国近年的通胀主要是房价推动的。
　　那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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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泡沫不大？
　　中国一直将民生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分配”出了问题，而且几乎绝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必须指出，中国房地产面临的真不是分配的问题。如果是分配的问题，那只有少数人买不起房。但是，现在即使是已经跻身所谓“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的中产阶级，都是买不起房的。这还能说是分配的问题吗？不仅现在买不起，而且还看不到买得起房的希望。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政策才能培育共同的美德”，房地产已经成为为祸多数人的领域。
　　总之，政府必须在住房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将主要责任推给市场，然后再对市场进行各种莫名其妙地治理。中国不是市场出了问题，而是住房市场化出了问题。
　　不要用“泡沫论”来安慰自己
　　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或是泡沫不大。我们不能再用房地产泡沫论来安慰自己，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期望通过政府的调控能够挤出所谓的“泡沫”，然后让民众买得起房，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的高房价在于市场化，根源是土地的市场化，是级差地租，如果认为县级城市，房价三千是正常的话，那一线城市房价三万就不离谱，因为一线城市的地价比三四线城市贵10倍是正常的。因此在目前市场供应为主体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降下来，我们其实用挤泡沫来让房价回归的想法，最终是必然会落空的。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靠所谓调控也挤不出泡沫，只要实行市场供应，房价就下不来。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市场化必然会出现城市的高地价，从而出现高房价。中国房地产与货币的总逻辑是：市场化推高地价，地价推高房价，房价推高贷款，贷款推高货币需求，从而导致货币越发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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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投机炒作论”
　　中国调控的目标仍然是抑制上涨、打击投机，而不是民众期待的降价。比如之前的限购就是为了打击投机。中国公布了很多的调控措施，可是房价下跌并不明显。这说明投机炒作不是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其实中国这些年的调控都是针对投机进行调控的，但只能是遏制住房价。如果不是投机的原因，那中国高房价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
　　推高中国房价的五大“真因素”
　　除了上面的伪问题，笔者认为高房价背后有这么五个真因素。
　　第一，规划的问题
　　中国的房价和地价有着极强的“地王”带动效应，“地王”主要是城市的黄金地段。当前城市的黄金地段，住宅楼已经非常少了，但是写字楼却在频繁地兴建，土地价格是不存在刚性成本的，弹性极大，因此中国房价的治理必须采取“掐尖”政策。从房价最贵的地方进行治理，必要的时候，功能重新划分、移出，“禁建”都是必要的。比如在中央商务区不得再新建高楼等。
　　治理，从城市规划上入手，特别是对各大城市“CBD”的规划。中央商务区内不得再新建写字楼，老楼拆除之后只能建成住宅楼。目前中国各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都存在着人口过密的情况。写字楼过多，住宅楼必然过少，而开发写字楼的效益又高于住宅楼，开发商都倾向于开发写字楼。所以如果不是人为地进行规划，那必然是这样的结果，住宅的房价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中，专门有一条是“合理规划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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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主张增加土地供应，但是如果前面的规划没有做好，供应是供应不上的。而且即使城市的非核心区域增加了供应，也无法抑制房价的上涨，因为这不完全是总量上的供需问题，而是局部增长过快，从而带动整体房价上涨的问题。
　　第二，税收的问题
　　房地产工程一向是经济支柱，各地的政府贷款，也主要以土地做抵押，土地转让费是主要的财政收入。要想降房价，就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要么卖地，要么征税，税收低就必然土地贵，中国的税收现在其实是很低的。在福利国家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而中国仅有30%左右。
　　第三，利率的问题
　　中国一个家庭有两套房的太多了，而且民众有点存款就想买房，例如中国家庭年净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非常多，这些人三五年就能攒下几十万元。这些钱怎么投资？还是买楼。这就是中国房价下不来的原因。中国的中产家庭基本都将买楼作为资产保值的手段，要想避免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与CPI挂钩，一年期利率不要再由央行调整，让其直接与CPI自动持平，这样才能避免公众的投资性买楼。
　　第四，房地产不能敞开供应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是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是限制级资源，不能按市场进行自由供应。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房地产也是不能随意供应的，必须对单一家庭拥有的房地产数量进行限制。例如规定每个家庭不能拥有超过3套住房，或是对超出的房子实现高额的社会资源占用税，迫使他们卖掉房子，这才是真正的调控。
　　第五，市场化的问题
　　中国高房价最根本的因素是市场化。住房的建筑成本是极低的，如果只付出建筑成本，那大家都能买得起房。而现在不仅要付出建筑成本，还要付出级差地租的成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房地产的点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需要对住房政策进行通盘的考量以及彻底的改弦更张，去除市场化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土地不实现市场化了，房地产的成本就只是建筑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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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养老金
　　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
　　3800万退保人，等工资5万元时代你就亏大了
　　社保养老金是跟着社会平均工资走的，社会平均工资有多高，养老金就会成比例地升高。而如果是退保自己存钱的话，那顶多是个增值收益，不会很多。
　　据媒体报道，2013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保险。在2013中国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也曾指出，在人社部做的一项调查中，有23%的工作人口中断了缴费。
　　笔者认为，这么多人中断社保，跟社会上对社保的误解有关，社保是真正能保值的，任何金融产品都无法替代，因为养老保险是实行“现收现付”的，也就是政府用现收来的钱，去支付现在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收和付之间的期限几乎为零，因此最保值。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我的养老金不是我以前交的社保费累积的吗？其实不是，你交的社保费已经用于支付当年的养老金，而你的养老金则需是由现在交费的人为你支付。
　　至于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将自己缴纳的社保费累积起来，然后投资增值，最终用来支付退休后养老金的做法，在学术上被称为“累积制”，这种制度可以吗？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你会得到的非常少，因为社会发展非常快，工资增长得也非常快。大家当年交的社保费，到了领取养老金时，已经远远不够维持生活的了。
　　比如，大家交费时，当年工资是5000元，每月交费1000元，而二十年后的中国，工资可能早就涨到了5万元。而工资5万元的时代，必然有对应于5万元的消费水平，而如果那时大家每月拿1000元的养老金能维持生活吗？显然不能。而即使用这1000元进行投资，增值到了2000元或是3000千元，那也远远应付不了工资5万元时代的生活支出。其实20年后，中国工资增长10倍是完全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工资已经增长了100倍。
　　而“现收现付”制度就不同了，以一个退休人员为例，如今的中国社会平均工资是5000元，养老金替代率是60%，他能拿到的养老金就是3000元，这与他当年交了多少费没任何关系，养老金完全跟着社会平均工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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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领养老金的人，基本上都是30多年前参加工作的，而当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元，即使将全部工资拿出来交养老金，也远远达不到他现在领取的3000元的标准。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平均工资是几百元，本世纪初，中国人的工资是1000多元。现在每月领取3000元养老金的人，其实一生中缴纳的社保费非常少，有的人可能都没他一年领取的养老金多。
　　同样，现在工资每月5000元的上班族，其每月的社保费大概1000多元。而如果30年后工资涨到每月5万，那么现在的上班族退休后，每月能领到大概3万元的养老金。
　　这就是“现收现付”制度的好处，“现收现付”这种制度特别适合社会高速发展的国家。而累积制，则适合那种不断倒退的国家，比如当年参保人缴纳了40元，30年后，国家倒退了，社会平均工资仍然是几十元，那就保值了。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停滞，甚至不断倒退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累积制根本就不可行。
　　中国有位金融学者提出：现代金融将取代“养儿防老”，这是错误的。现在各国实行的社保制度，仍然是“养儿防老”，跟金融投资一点关系没有，只不过是一家一户的“养儿防老”变成了整个社会统筹的，带有强制性的“养儿防老”。也就是政府向年轻人收取社保费（税），然后向社会的老年人发放养老金，性质还是“养儿防老”。各国的社保本身是一种税收，而不是金融投资，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而金融投资也不能确保保值。
　　保值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保通胀的值，也就是“抗通胀”。这很容易做到，根本就不用投资，只要是定期存款，就能保值。但仅仅抗通胀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保值是“保障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才是真正的保值，而这靠金融投资或金融保险根本就做不到。